李开复：人工智能在中国更易井喷式发展中国人工智能李开复

四分之一的数据由来已久

　　美国四分之一女大学生遭遇过性侵犯的数据并非最新的调查出来的数据，早在2015年由美国大学联合会组织的一项最大规模的美国大学校园性暴力调查显示，超过23%的女大学生曾遭遇性攻击，或自己所不愿意的亲吻或接触。这一数据还国新办《美国人权记录》所引用，而在2010年版本的《美国人权记录》中这一数据还是五分之一。

　　虽然不同的机构调查出来的数据各不相同，但是大体上都认可四分之一这一数据，而这一数据在1987年就已经出现，内华达大学两位学者Elizabeth A. Yeater和William O’Donohue在1999年的论文《性侵预防项目：现有措施、未来方向以及介入对女性的潜在影响》中引用了1987年的数据，称大约四分之一的大学女生在大学生涯中会遭遇性侵犯。

　　所以说并不用对这组数据感到惊讶，由于大部分遭遇性侵犯或者性骚扰的女性并不会站出来举报和追责，另外由于社会存在对受侵犯的女性的偏见，社会压力也会导致这些女孩子忍气吞声。特别是在大学以及一些精英大学当中，长久以来形成的恶劣聚会风气也使得遭遇性侵犯的女生闭口不言。事实上，在性别歧视依然存在的当下，现实远比数据展示的更为恶劣。

中文语境下的诧异

　　即便如此，面对这组由美国人“自揭家丑”的数据，中国人依然会存在一点疑虑。这份疑虑产生的一部分原因在于中英文语境下对于性侵定义的不同，还有就是双方对于性别平权方面的社会差异。

　　在中国，性依然是一个难以公开言说的话题，性侵属于一种非常恶劣的行为，所以在对恶劣行为的认定上会更为严苛，而在美国，性话题并非禁忌，性侵概念较之于中国更为宽泛。另外在性别平权上，西方做的比较多，对于女性的保护更为全面，或许在中国没有问题的一些低级笑话或行为在西方环境中就属于违背她人意愿的与性相关的侵犯行为。

　　数据庞大，归根结底是因为美国对于女性权益的保护更为细致，更注重日常行为中一些不被注意到的普遍行为。而在中国，性侵往往会被脑补为更为严重的性犯罪——强奸。然而不仅是在西方，在中国性侵与强奸在法律上都有着巨大的差异，印度在公交轮奸案之后甚至修改法律条文，“性侵犯”(sexual assault)字眼取代原本刑法所称的“强奸”(rape)，加大了对性犯罪的打击。

　　在中国法律规定中，强奸罪是一个有着明确犯罪主体性别（男性）和犯罪客体性别的罪名，而犯罪的主观要件是违背妇女意志，客观要件是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也就是说要发生一般意义上的性交。这种规定十分严格，而性侵犯就比较宽泛了，只要是违背他意愿，与其进行有关于性方面的活动即可，至于是否异性之间不限，是否发生性关系不限。

　　只要是进行与性相关的活动就可以。在刑法中强制猥亵妇女、儿童罪就是典型的性侵犯。在法律实务中的男子强制猥亵其他男性的，也可以对其进行治安处罚或者提起民事诉讼，这都是性侵犯的范畴。所以性侵犯与强奸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强奸一定是性侵犯，但性侵犯包含的却不限于强奸。

中国还没有资格嘲笑美国

　　虽然几次的《美国人权报告》都引用了美国方面公布的数据，但是我们还没有资格嘲笑美国是“性侵大国”。美国尚能通过抽样调查得到这份数据，而中国众多的性侵受害者往往迫于社会的压力而无法维护自己的利益。更为恶劣的是，一些性侵受害者还遭遇社会舆论的无理攻击，比如前不久发生的某媒体男记者强奸女实习生的事情，女实习生公开其暴行，然而谴责恶行的反而比质疑受害者的更少。

　　由于中国性教育的缺乏，很多人对于自己是否遭遇性侵并没有明确的认知。或许在与异性接触的过程当中会感到一些不适，对于异性的一些行为会觉得为难或不舒服，但往往只是用一种不懂社交礼仪，来自我安慰。实际上，那种违背他人意愿的身体接触，或者不合时宜的涉性话题、玩笑话等等引起异性不适的行为都属于广义上的性侵犯。或许在中国的社交过程当中，一些涉性的话题会活跃气氛，但总之需要把握其中的度，那就是尊重，特别是尊重女性。

　　还有一种恶劣的性侵行为——性侵女童。由于女童在认知上更不成熟，对于遭遇性侵的概念更为缺乏，所以法律上对于女童的性犯罪处罚更为严格，与14周岁以下幼女发生性关系，无论对方是否自愿以强奸罪论处。而“嫖宿幼女罪”的取消更可谓是大快人心。

　　但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据公益组织“女童保护”不完全统计，2013至2015三年间，全国各地被媒体曝光的性侵儿童案共968起，超1790名受害儿童。而这还仅仅只是媒体公开报道的内容，冰山一角而已。我们没有资格嘲笑美国女大学生四分之一遭遇性侵犯，因为我们的幼童同样面临着威胁，四分之一的数据就是需要美国政府和社会更加重视性侵违法的滋生，更加重视女性权益的保护。在让性侵受害者能够放心大胆地控诉，舆论更加宽容受害者，社会更加包容受害者，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